民國時期的西藏（中）

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后，西藏僧俗民眾希望九世班禪返藏的呼聲高漲起來，1935年3月，九世班禪向國民政府提出回藏的計劃，決定取道青海，希望中央派得力大員護送，指導班排回藏后的宣化建設(shè)，并撥付?？罱?jīng)費。6月，國民政府批準了九世班禪的計劃。此時后藏地區(qū)的代表和噶廈及三大寺的代表趕到塔爾寺，敦請九世班禪早日動身?？墒怯蹏髁x分子對九世班禪回藏將使西藏和中央的關(guān)系進一步改善十分恐懼，竭力破壞。英國駐華使館竟然以國民政府派衛(wèi)隊護送班禪違反《西姆拉條約》為由提出抗議，中國政府當即指出《西姆拉條約》未經(jīng)中國政府正式簽字，不能成立，英國的抗議是無理的。英國人隨即又在西藏進行挑撥離間，提出西藏雖然應當歡迎九世班禪回藏，但是應當拒絕中國軍隊入藏。在英國人的蠱惑下，西藏統(tǒng)治集團中的一些人也鼓吹不能同意九世班禪帶衛(wèi)隊回藏。英國駐華使館竟然就班禪回藏問題多次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千方百計制造緊張氣氛。1936年底，九世班禪到達青海玉樹，就有關(guān)問題與拉薩方面反復協(xié)商。后來，西藏代表雖然不再堅持反對護送班禪的官兵進藏，但是衛(wèi)隊只能經(jīng)那曲到后藏，五個月內(nèi)必須全部撤回，又提出班禪回后藏后，后藏的賦稅仍由前藏征收。雙方交涉一直拖到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仍不能解決。8月，英國竟然趁中國受到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困難，再次就班禪回藏問題向中國抗議，國民政府于是命令九世班禪暫緩入藏，留住玉樹。九世班禪返回西藏的愿望不能實現(xiàn)，抑郁成疾，于1937年12月1日在玉樹去世。

1931年國民政府冊封九世班禪“護國宣廣慧大師”之印

九世班禪轉(zhuǎn)世靈童宮保慈丹

國民政府“征認班禪呼畢勒罕為法”的文告

熱振活佛出任攝政后，到曲科杰寺觀湖，認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應在東方轉(zhuǎn)生，隨后在1936年秋天組織人員分三路到西藏東南部、康區(qū)和青海尋訪。其中的格烏倉活佛（色拉寺杰扎倉的活佛）和俗官凱墨索朗旺堆（他后來是1951年西藏的五名和談代表之一）等到青海，1937年1月在玉樹拜見準備返藏的九世班禪，請求九世班禪給以指點和幫助。九世班禪介紹了塔爾寺附近的情況和他看到的幾名靈異兒童的情況，并為此寫信給青海省主席馬步芳，請求為格（烏倉）活佛的尋訪提供方便。經(jīng)過將近兩年的尋訪，格（烏倉）活佛在平安縣祁家川的紅崖村找到一個靈童拉木登珠，并將靈童和家屬帶到青海省政府會客廳在馬步芳等官員參與下舉行辨認前一世達賴喇嘛遺物的儀式。在確定可作為靈童之一后，格（烏倉）活佛要求先迎回拉薩供養(yǎng)，馬步芳開始不同意，青海各大呼圖克圖也要求仿照七世達賴喇嘛之例，讓靈童先在塔爾寺居住和學習，待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商定后再護送進藏。噶廈于是向國民政府呈報尋訪到靈童三名，請中央派大員入藏，主持抽簽事宜。國民政府將此作為改善與西藏地方關(guān)系的契機，致電馬步芳，令其派兵護送靈童全家進藏，并撥給護送費十萬元。馬步芳這才派師長馬元海帶一營騎兵護送靈童進藏，于1939年10月初到達拉薩。當年3月，國民政府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為專使進藏主持靈童掣簽和坐床。吳忠信從重慶取道印度于1939年12月到達拉薩，受到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的隆重歡迎。但是此時在靈童掣簽問題上已經(jīng)發(fā)生重要變化，攝政熱振活佛堅決主張青海靈童即是達賴喇嘛的轉(zhuǎn)世，司倫朗敦在此問題上與熱振意見不同，經(jīng)僧俗官員會議討論，停止司倫朗敦的職務，西藏政教事權(quán)集中于熱振一人，所以當吳忠信到拉薩時，原來說的三個靈童只有青海靈童一人，而且已經(jīng)接受僧俗禮拜，有造成既成事實之勢，而且熱振活佛請求中央援照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先例準予免除金瓶掣簽的手續(xù)，批準青海靈童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熱振活佛的堅持請求下，吳忠信提出先由他本人查看靈童是否確實“靈異”，再由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具文呈請中央免予金瓶掣簽；熱振活佛接受這兩個條件后，吳忠信在羅布林卡“查看”了靈童。1940年2月國民政府依據(jù)噶廈的呈請，發(fā)布批準青海靈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簽，繼任為十四世達賴喇嘛，并撥40萬元，作為舉行坐床典禮的經(jīng)費。2月15日，吳忠信在拉薩喜德林寺的正殿代表中央政府向攝政熱振活佛頒予“輔國普化禪師”的金冊金印，同時新授其二等彩玉勛章，還向當時的四位噶倫頒發(fā)了三等彩玉勛章。英印政府在這時派其駐錫金行政長官古德等以觀禮的名義趕到拉薩，監(jiān)視吳忠信的活動，并竭力挑撥西藏地方和中央的關(guān)系。他們唆使噶廈的少數(shù)官員將吳忠信在坐床儀式上的座位安排在熱振活佛的對面，高低與司倫等人相等，而且把英印代表的座位與吳忠信排在一起，企圖把吳忠信混同于一個外國來的祝賀的代表。吳忠信為此向噶廈提出了嚴正交涉，在熱振活佛的支持下，終于使噶廈改變了原來的安排。2月22日，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在布達拉宮舉行，吳忠信的座位安排在與達賴喇嘛座位平行的左方，面向南面，以表明吳忠信的地位至少與清代的駐藏大臣的地位相等。當天參加坐床慶典的有攝政、司倫、噶倫等西藏各級官員，各大呼圖克圖、三大寺代表，中央代表吳忠信和全體隨員，尼泊爾、不丹在拉薩的代表，共計500多人，而英印代表古德由于他在座位問題上的陰謀破產(chǎn)，沒有參加當天的慶典活動。3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表示“承中央特派代表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親臨，并贈賜禮品，祥瑞十分，感戴無際。至于中日戰(zhàn)事，現(xiàn)正由三大寺暨各寺喇嘛大舉祈禱，祝禱中央勝利。”后來，噶廈還派扎薩阿旺堅贊為代表到重慶，為中央派員進藏主持達賴喇嘛認定和坐床向國民政府致謝。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坐床儀式上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為成立蒙藏統(tǒng)一政治改良會事發(fā)布命令

吳忠信在1940年4月離開拉薩前，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正式設(shè)立了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吳忠信本來向熱振活佛提出的是設(shè)立“駐藏辦事長官公署”，但是由于英國代表古德等人的陰謀活動，熱振活佛考慮此事會受到西藏上層的一些人的反對，如果在僧俗官員會議上被否決，有損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威望，希望改用各方比較容易接受的名稱；于是經(jīng)國民政府同意，將機構(gòu)名稱定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隨吳忠信進藏的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被任命為駐藏辦事處的第一任處長。

國民政府特派專使吳忠信到拉薩看視十四世達賴喇嘛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后，致信中央表示感謝政府對他的關(guān)懷

十四世達賴喇嘛認定和坐床后，擔任攝政的熱振活佛的威望日益提高，西藏地方和中央的關(guān)系也有了明顯的改善，英國帝國主義分子和西藏親英勢力對這種發(fā)展十分恐懼和不滿，他們費盡心機，利用各種手法，想要逼使熱振活佛下臺。他們利用熱振活佛處理一些僧俗官員的任免總裁題上引起的不滿，散布流言蜚語，指稱熱振活佛和幾個女人有染。年輕的熱振活佛對此感到心煩意亂，求助于打卦問卜，得到的指示是繼續(xù)任職將大為不利，只有回熱振寺靜修三年才能躲過災禍。于是熱振活佛不顧各方面的勸阻，決心辭職，并推薦當時擔任達賴喇嘛的副經(jīng)師的達扎活佛阿旺松饒土多旦巴杰增繼任攝政。達扎活佛是堆龍德慶附近的打隆扎業(yè)黨寺的一個品級較低的活佛，熱振活佛曾經(jīng)拜他為師學經(jīng)，因此有師生情誼，他任達賴喇嘛的副經(jīng)師（正經(jīng)師即是熱振活佛自己擔任）也是熱振活佛提名的。當時達扎活佛已經(jīng)67歲，熱振活佛推薦他繼任，顯然是為自己三年以后再次出任攝政而做的一種安排。而且在達扎活佛出任前，曾與熱振活佛密談一夜，雙方有某種約定。1941年1月熱振活佛辭去攝政職務，并致電國民政府告訴自己辭職和達扎活佛繼任攝政，2月，達扎活佛也致電國民政府，表示“業(yè)經(jīng)達賴喇嘛明令暨西藏大眾會議決定，一致推舉微末為西藏攝政，再再敦請，無法推卸，特諏吉于藏歷1月1日宣布就職，特電奉聞”。達扎接任之初，對熱振活佛的推舉表示十分感激，在熱振離拉薩返回熱振寺時，達扎還率全體僧俗官員、三大寺堪布和藏軍官兵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

西藏攝政熱振活佛

國民政府頒發(fā)給熱振活佛的封文和封印

但是達扎活佛繼任攝政以后，很快就被英國帝國主義分子和西藏分裂主義分子所包圍，他利令智昏，為了防止熱振活佛東山再起，逐步撤換了熱振活佛安排在重要職位上的親信如基巧堪布阿旺丹增、孜本哲玉哇等，而提升親英的貴族索康等人擔任噶倫等要職，完全控制了噶廈，使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guān)系急劇惡化。1943年夏天，在英國駐拉薩的代表黎吉生的支使下噶廈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要蒙藏委員會駐拉薩的辦事處和英國、尼泊爾駐拉薩的代表一樣，有事先向“外交局”接洽。由于蒙藏委員會辦事處堅持不與“外交局”來往，國民政府也宣布絕不接受“外交局”，并命令四川青海軍隊作相應布置，必要時不惜以武力解決，西藏當局只得答應另設(shè)機關(guān)與蒙藏委員會辦事處來往，使這一陰謀宣告破產(chǎn)。英印政府又以此為理由向噶廈提供了一批新式武器裝備，還鼓動達扎在拉薩舉辦英文學校，招收貴族官員的子弟入學，此事又引起三大寺僧人的強烈反對。1944年4月蔣介石從他的侍從室中選派沈宗濂為新任駐藏辦事處處長，并決定擴大對西藏的宣傳，加強與班禪徒屬和擁護中央的西藏人員的聯(lián)系。這時熱振活佛辭職已經(jīng)三年，他借色拉寺杰扎倉大經(jīng)堂維修后舉行開光儀式的機會到拉薩，希望與達扎活佛商談他重任攝政的事情，但此時達扎已經(jīng)羽翼豐滿，在兩人會面時絕口不提以前約定的事，熱振只得仍回熱振寺去修行。熱振卸任后仍與國民政府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駐藏辦事處的人員到熱振寺拜訪他，他表示了希望中央支持他重新當政，要為增進西藏與中央的關(guān)系盡力。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全會選舉熱振活佛和洛桑堅贊為第六屆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達扎深感熱振活佛仍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為提高自己的地位，在1946年6月竟然在一次僧俗民眾會議上給自己掛上了“杰布呼圖克圖”的名號，開創(chuàng)西藏歷史上自封為呼圖克圖的先例。達扎還利用各種機會進一步排除熱振活佛的親信，使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1947年，印度從英國殖民主義統(tǒng)治下獨立，但是印度并未放棄英國帝國主義在西藏取得的特權(quán)，反而以英國殖民主義的繼承者自居，英帝國主義分子黎吉生又搖身一變成為印度駐拉薩的代表。在黎吉生的支使下，西藏派代表參加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泛亞洲會議”。帝國主義者在會議上將一面“雪山獅子”旗當作西藏的“國旗”懸掛在與會各國的國旗中，會場上懸掛的亞洲地圖上，中國地圖竟然缺少了西藏，他們企圖用這種卑劣的手法，來制造西藏是“獨立國”的地位，要與會的各國默認。這種手法遭到中國代表的強烈抗議，會議的組織者只得加以改正。

噶廈官員歡迎國民政府委派駐藏代表到達拉薩

國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處長陳錫璋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