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兩位藏族領袖的深厚情誼

與黃正清相識幾十年，兩次相擁而泣

黃正清，又名羅桑澤旺，是民國時期甘、青藏族中相當有影響的政治、軍事人物，早年與宣俠父等共產(chǎn)黨人有所接觸。1949年9月中旬，黃正清率部起義；20日，黃正清迎接解放軍進駐甘肅夏河，夏河和平解放。

夏河和平解放后，黃正清偕同副官黃立中、賈志豐和拉卜楞寺的七八位代表一同前往蘭州，與正在蘭州的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習仲勛等軍政領導人會面。到蘭州的那天晚上，在歡迎宴會上，習仲勛緊緊握著黃正清的手說：“久聞大名，初次見面，但很早就知道你的情況，就是沒能聯(lián)系上?，F(xiàn)在好了，我們十分歡迎你，也算交上了朋友。”習仲勛滿口陜西鄉(xiāng)音和與生俱來的大西北鄉(xiāng)情，使黃正清感到格外親切。

在當晚的宴會上，彭德懷反復介紹黨的民族政策，強調(diào)各民族要團結起來，共同走社會主義道路，共同建設新中國。習仲勛對黃正清說：“西北人民需要你，廣大藏族同胞更需要你，我們要好好合作共事。”

1950年1月，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黃正清當選為省政府委員，不久又擔任農(nóng)業(yè)廳副廳長，分管畜牧工作。3月，黃正清奉命到西安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會議。會前，習仲勛特地囑咐他：“你現(xiàn)在是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了，又是西北藏族地區(qū)的民族領袖，在會上要把民族地區(qū)的情況談一下，我們共同把民族地區(qū)的工作做好。”

在這次會議上，黃正清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由于剛解放，牧區(qū)比較落后，人民群眾習慣使用銀元寶和銀圓，不相信紙幣，如果馬上發(fā)行紙幣，恐怕行不通；二是牧民為了防野獸防盜竊，家家都購置槍支，有的一桿槍是用三四百銀圓買的，槍就是他們的生命。如果現(xiàn)在宣布收槍，會引起牧民群眾的緊張和不滿，這樣不利于穩(wěn)定局面。黃正清提這兩個問題時，不少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認為這些話是不能講的。沒想到彭德懷和習仲勛聽了非常高興，認為這些情況很重要，當即指示軍政委員會立即通知銀行，在牧區(qū)仍暫時流通硬幣，并不立刻收繳槍支。

1951年12月19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從西寧啟程回西藏，黃正清陪同習仲勛前往送行。在青海塔爾寺，習仲勛問農(nóng)牧民群眾：“你們愿意不愿意土地改革？”群眾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不愿意。”

一位年長者說：“領導同志，塔爾寺周圍幾千藏族同胞把生產(chǎn)收獲的麥草供寺院燒鍋做飯，藏族群眾把供奉寺院麥草看成是他們神圣的義務。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戶了，寺院就沒辦法解決燒火做飯的問題，所以請求不要土改。”

習仲勛問黃正清：“是這樣嗎？”

黃正清回答：“這里的寺院都是這樣，吃飯靠周圍群眾提供燃料。由于宗教影響，凡是寺院的事，群眾都看得很神圣，盡職盡責，歷代如此。”

回去以后，習仲勛給中央寫了報告。黨中央經(jīng)過研究，采納了習仲勛提出的“凡是寺院轄區(qū)的農(nóng)牧民暫不施行土地改革”的建議。廣大僧眾聽到這個消息后非常感激，青海省的黨政領導和人民群眾也非常滿意。

1953年春，黃正清作為剿總副司令員參加清剿馬良股匪的工作。馬良曾任國民黨時期的臨夏縣參議長，新中國成立后，他糾集國民黨殘部和流氓慣匪，在甘、川、青邊界藏族聚居地帶繼續(xù)與人民為敵。黃正清從西安出發(fā)前，習仲勛送給他一支小手槍，要他帶上好護身。習仲勛勉勵黃正清說：“這次去要大膽工作，發(fā)揮你的影響和作用。我們共事幾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有事可以隨時打招呼，不管外邊說什么，你都不要有顧慮?，F(xiàn)在臺灣到處找你，給你空投任命狀，還有一枚關防卡、一部電臺。到甘南后，如果有人給你送來，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黃正清接過槍，聽到這些話，激動得流下熱淚，因為他真正感覺到了黨對他的關心和信任。

到甘南后，黃正清征得總指揮部的同意，借拉卜楞寺在甘、川、青邊界藏族聚居區(qū)的宗教影響，把四川若爾蓋、阿壩地區(qū)以及甘南和青海南部地區(qū)的部落頭人及各方面的代表請到夏河拉卜楞寺，把西北軍政委員會送來的禮品和毛澤東像分送給大家。他對大家說：“全國解放后，共產(chǎn)黨領導各族人民建設新中國。但是，馬良土匪繼續(xù)與人民為敵，那是死路一條，大家千萬不要上當受騙，接受馬良錢物和槍支彈藥的當然不對，勾結入伙的更是錯上加錯。我們請大家來，就是要講清楚現(xiàn)在要與馬匪脫離關系，寺院和部落帳房不準馬匪的人進入，徹底劃清界限，回到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邊，不管是寺院、部落頭人還是群眾，我們都不予追究。”

黃正清講完后，大家一致表示擁護黨的決策。在爭取了群眾切斷馬良股匪與寺院、部落的聯(lián)系后，馬良股匪很快被解放軍擊潰，剿匪獲得勝利。習仲勛得知消息后，發(fā)去賀電加以贊揚。

“文革”中，黃正清受到了批判，而習仲勛也早被劃到“黑線”上，因此兩人有10多年沒有聯(lián)系。1978年，黃正清出席全國政協(xié)會議，在北京友誼賓館見到習仲勛。劫后重生的兩人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竟相擁而泣。習仲勛堅定地對黃正清說：“我們應當向前看，要高興才是??！”

此后的時間里，黃正清和習仲勛經(jīng)常通電話、書信，來往更加密切。黃正清常匯報甘肅的工作情況和甘南藏族地區(qū)的發(fā)展變化。習仲勛也特別關心西北民族地區(qū)的安定團結和經(jīng)濟發(fā)展，他每次都囑咐黃正清要保重身體，鼓勵他為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91年10月，黃正清應習仲勛的邀請，到廣東看望習仲勛。久別重逢，黃正清又是高興得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再次流下熱淚。還是習仲勛先克制住情緒說：“我們應當高興??！我們要高興！”兩位老人激動見面的動人場面，使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習仲勛緊緊拉住黃正清的手來到一樓會客大廳，談起了革命舊情。隨后，他又給黃正清介紹特區(qū)的發(fā)展變化和開發(fā)前景，黃正清則向習仲勛匯報民族地區(qū)的新變化，倆人越談越開心。

與班禪大師是無話不說的好朋友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習仲勛就與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相識并結下了忘年之交。在此后長達40年的合作共事中，他們以誠相待、肝膽相照、情誼深厚，堪稱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的典范。

習仲勛與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第一次相見是在1951年4月。當時，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應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請，率領堪布會議廳官員到北京參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在赴京途中路過西安時，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負責人習仲勛的迎接。在機場，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緊緊握著習仲勛的手激動地說：“我們是專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親自轉達給他。”

當天晚上，西北軍政委員會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宴會。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再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決心與西藏各界愛國人士一道，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團結而努力奮斗。他的愛國熱忱和坦率豪爽的性格，給習仲勛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xié)議》簽訂。在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返回西藏前夕，毛澤東特命習仲勛為代表，前往西寧送行，并轉達他和中央人民政府對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親切關懷和良好祝愿。12月16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1000多人舉行了歡送大會。習仲勛代表毛澤東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致歡送詞。他說：“班禪大師此次返回西藏一定會受到西藏人民的熱烈歡迎。這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取得了協(xié)議的必然結果，是接著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又一件大事。這說明，西藏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下，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己經(jīng)團結起來了，全西藏人民團結起來了。從此，我們祖國的各民族都親密地團結起來了。”

在歡送大會上，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發(fā)自肺腑地說：“我們流離內(nèi)地快30年了，如果沒有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與祖國各兄弟民族的熱誠幫助，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重返西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說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們的大恩人。我們只有跟著共產(chǎn)黨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國各兄弟民族緊密地團結起來，我們藏族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隨后，習仲勛同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他說：“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顧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內(nèi)部的團結，這樣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作為我們黨的忠誠朋友，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剛直豪爽，直言不諱；習仲勛對他也是以心換心，坦誠相見。習仲勛常對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說：“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yè)，為了國家的統(tǒng)一和團結，我們兩個人什么話都可以說。我有錯誤你批評，你有錯誤我批評。實事求是嘛！”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則說：“你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為我好才這樣說、這樣做，我很高興。”

1962年5月，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寫了一份《關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qū)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后工作的建議》，報送周恩來總理。全文分8個部分，翻譯成漢文約7萬多字，所以也被稱為《七萬言書》。在文中，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系統(tǒng)闡述了他對西藏和其他藏區(qū)工作“左”的錯誤的意見和如何糾正錯誤、正確執(zhí)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力發(fā)展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改善群眾生活的建議。

周恩來讓習仲勛研究后向他匯報。習仲勛看了《七萬言書》，認為雖有一些激烈的言詞，但大部分意見和建議是好的。周恩來又委托習仲勛去看望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習仲勛充分肯定了他敢于向黨中央直言不諱提意見的可貴精神，同時勸他不要動氣，不要說氣話。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對習仲勛說：“你講的我接受。你看著我長大，從一開始就幫助我，你是代表黨的，作為個人又是朋友，你是為我好，我今后注意就是了，但我說明，我是真心為黨好的。”

后來，周恩來親自接見了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周恩來充分肯定了他的意見，并說：“執(zhí)行民族政策不夠好的現(xiàn)象是可以很快解決的，要相信黨中央的方針、政策一定會貫徹下去的。遇到民族問題，正確的態(tài)度是和當?shù)攸h政領導交談，也可以向中央反映，共同協(xié)商，把問題盡快妥善解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對此表示同意和擁護。

6月上旬，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把《七萬言書》報送中央。中央和國務院十分重視，責成李維漢、習仲勛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討論研究，提出改進西藏工作的意見，最終形成了糾“左”防急4個文件，報經(jīng)國務院批準。

8月13日至9月2日，西藏工委召開第6次擴大會議，傳達了周恩來、李維漢等人對西藏工作的指示，大家基本上統(tǒng)一了認識，明確了方向。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也感到高興，認為西藏工作會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局面。

9月24日至27日，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在會上，李維漢被批評為不抓民族問題上的階級斗爭，向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和喜饒嘉措等人妥協(xié)退讓、一味遷就，搞投降主義；認為習仲勛在《七萬言書》問題上采取了遷就、放任的態(tài)度。自此以后，習仲勛被解除了職務，接受審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和喜饒嘉措等也都不斷地受到批判。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們兩人在錯案先后得到徹底平反后才得以再次見面。

老友重逢，感慨萬端。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對習仲勛說：“因為我的《七萬言書》把你給連累了，真對不起。”

習仲勛說：“這不是誰連累誰的問題，我們都受到了鍛煉和考驗，增長了見識，黨對你是了解的。”

1980年底，習仲勛從廣東調(diào)到中央工作，分管民族、宗教、統(tǒng)戰(zhàn)工作，與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友誼越來越深厚。每當?shù)谑腊喽U額爾德尼視察、出國和進行重大活動時，習仲勛總是勸告他：一要注意身體；二遇事要冷靜，不要動氣。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每次外出回來后，也總是找習仲勛談心，無話不說。

1982年3月11日，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給習仲勛和胡耀邦寫信，提出想在適當?shù)臅r候到甘肅、四川、云南和西藏的一些地方進行視察訪問。習仲勛看了這封信后當即轉呈胡耀邦閱示。次日，胡耀邦作了批示：“每年出去視察參觀一二次，這個辦法好。其他黨外朋友凡身體好的，都可以鼓勵和贊助他們這么辦。班禪今年外出視察，請仲勛、蘭夫、彭沖同志商定。我的考慮是：這兩年以去他沒有去過的地方為主。我們的國家很大，到處走走，很能增長見識。見識多了，對考慮國家大事就會更成熟。這也是我們培養(yǎng)和扶助黨外朋友的一個好辦法。當然，到完全生疏的地方去，發(fā)言權就小一點，而要多觀察、多調(diào)查、多學習，但也不是不可以發(fā)表意見?？礈柿?、想清楚了就說就提，這也是一種鍛煉。如果班禪覺得不去一下藏族地區(qū)不好，那么，去一兩個這樣的地方，我也不反對。”

這年夏天，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終于如愿以償?shù)氐轿鞑剡M行了視察訪問。7月10日，他在拉薩干部大會上說：“我從幼年起一直是在共產(chǎn)黨和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劉少奇主席、朱德委員長、陳毅元帥、賀龍元帥等教育、培養(yǎng)和關懷下長大成人的。我對黨、對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懷有特殊深厚的感情。30年來，我遵照黨的教導，在主觀上總是要求自己對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yè)、對加強漢藏民族的兄弟情誼、對維護祖國的統(tǒng)一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在離開西藏前，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同西藏自治區(qū)黨委交換了意見，對干部和宗教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新華社記者對此作了報道，習仲勛閱后批示：“西藏問題的關鍵是達賴、班禪問題，也就是一個宗教問題。而在今天又是對達賴、班禪這兩個精神領袖的基本認識問題。對這兩個人的態(tài)度確定了，依此才可作出對西藏地區(qū)的政策和方針。否則，我們就會思想混亂、方針不明確，因而引起政策矛盾，在工作中發(fā)生失誤。”

1989年12月28日凌晨，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在西藏主持靈塔開光典禮，因心臟病突發(fā)，搶救無效，英年早逝。噩耗傳來，習仲勛十分震驚，萬分悲痛。2月20日，他在《人民日報》撰文深切悼念這位中國共產(chǎn)黨的忠誠朋友。